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中药，绝大多数是经过加工炮制或晾晒处理的干品。其实在加工之前，很多中草药在刚采摘的新鲜状态下便可以入药，这就是鲜品中药（鲜药）。我国有着长期在临床上使用鲜药的经验和丰富的鲜药资源。

  上图由上至下分别为紫花地丁鲜药材、铁皮石斛鲜药材、地黄鲜药材、玉竹鲜药材。 作者供图

  鲜药的应用要早于干品或炮炙品中药，在长期与大自然、与各种疾病抗争的实践中，人们以随采随用的植物、动物等作为药物。随着中医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对药物的加工、保存有了不一样的需求，有的保鲜，有的晒干，有的则需蒸、炒、炙、煅等，逐步形成了一味药物具有生、熟、鲜等诸多品种，它们有不一样的临床功效。

  鲜药的应用贯穿于中医药学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从大量古代本草及方书文献中可发现，历代医家对鲜药有别于干药的特殊作用都有着精当的认识，对鲜药的临床运用有丰富的经验。尤其是随着中医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所用鲜药品种日益增多，所适应的病症日趋广泛，对鲜药特殊功效的认识亦更加深入，从而形成了中医临床用药的一大特色。

  两千多年前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尤良”的记载，此“生”字即是指“鲜”。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与《金匮要略》中应用鲜药治疗多种病症已很普遍，如《金匮要略》记载的百合地黄汤，用生地汁益心营、清血热。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二升渍，捣绞汁，尽服之”的记载，成为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大奖的思想源泉。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其用鲜蒲公英治恶刺的亲身体会，“以凫（蒲）公英草摘取根茎白汁涂之……手下则愈，痛亦即除，疮亦即差，不过十日寻得平复，此大神效”。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载有著名方剂“四生丸”，以生荷叶、生艾叶、生侧柏叶、生地黄各等捣烂为丸，水煎服，治血热妄行、吐血、衄血等热症。明代王肯堂编纂的《证治准绳·类方》中亦有不少鲜药组成的方剂，最著名的是“四汁饮”，以葡萄汁、生藕汁、生地黄汁、白蜜和匀冲服，治热淋、小便赤涩疼痛。

  伴随中医温病学说的形成，鲜药应用更趋广泛。温病学派创始人之一，清代的叶天士在其多年临床实践中，善用鲜荷叶、鲜莲子、鲜生地、鲜菖蒲根等治暑邪，且收屡验屡效之功。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里的“清络饮”用鲜荷叶、鲜金银花、鲜竹叶、西瓜翠衣等治暑温发汗后余邪未解。清代雷丰《时病论》用鲜石斛、鲜生地、鲜麦冬、参叶等治温病以清热保津，用鲜芦根等凉解里热，用鲜菖蒲等祛热宣窍。

  清末民初之后，中医临床应用鲜药进入鼎盛时期，所用鲜药品种达40余种，鲜药的学术思想各有建树。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四大名医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尤为推崇鲜药。他们的处方中常有两三味鲜药，使用得心应手，疗效甚佳。肖龙友擅长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征候运用鲜药，取鲜药的生发之气以提高疗效。孔伯华认为鲜药具有芳香通窍、除秽通达的性能，对用之以治疗急性热病极有心得。施今墨用鲜药，“取其清新之气，清暑生津力强”。20世纪50年代河北石家庄地区流行性脑炎暴发，以施今墨为专家组长的医疗队以鲜白茅根为主配合他药治疗，取得极佳疗效。汪逢春则长于治疗时令病，在其医案中常用鲜佩兰、鲜藿香、鲜枇杷叶等，治疗春温、伏暑之症。

  不论西药还是中药，其对人体的药效作用首先是与其所含有的物质基础，即活性成分直接相关。经过初步统计分析，传统医家提倡使用的鲜药品种大多数都是含有挥发性芳香类、蛋白质及酶类、多肽类、维生素类等物质的药物，这些物质成分对热都极不稳定，表现为遇热则被破坏，青蒿素的提取成功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现代科学实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从中药药性理论来看，相当一部分传统鲜药品种的药性均属于寒凉性。同一来源的药用植物、动物，不论其采用什么样的干燥方式由鲜变干，实质上都是经历了一次由寒到热的炮制过程。因此，鲜品药物与干品相比，其寒凉性更强，润性更强。

  上述古代医书中鲜药的应用，历代医家皆取其性较寒凉，少温燥，清热凉润之力较胜，且多具凉血、止血之功。诸如竹沥汤、麦门冬饮、大蓟饮、四生丸、四汁饮等之所以能成为流传千载的传世名方，足以说明这些鲜药的确有特殊的疗效，而且是有其实践依据的。

  温病学说认为，热邪专燥胃津，心耗肾液，欲治温邪以存津为第一要着。故养阴生津法在临床治疗温病中有重要价值，而鲜生地、鲜芦根、鲜石斛等鲜品确具养阴生津之功，实非干品之所及。如叶天士的养胃汤（鲜沙参、鲜石斛配麦冬、玉竹等）、五汁饮（鲜芦根汁、鲜麦冬汁、鲜藕汁、甘蔗汁、萝卜汁）、三鲜汤（鲜生地、鲜石斛、鲜沙参）以及吴鞠通的银翘散取方中用鲜苇根汤煎，其立意皆在于此。

  另外，还有一些属于辛香类的鲜品药，如藿香、薄荷等，因其味辛属阳，其性主升、主散，而温热也为阳。在药材的加工炮制过程中，鲜品受日晒或火烘变干之时，其自身的辛味得热（阳）助，自然就会升腾发散而失味，使原有的疗效受损，以致完全丧失。

  据调查，我国两千多种常用中草药中，有486种在传统用法中是以鲜用为主的，它们分属118科、326属，发展鲜药生产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来源、保存困难等因素的影响，鲜药的应用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状况，80年代后在中医临床基本都是以干代鲜，鲜药在各大中城市基本无供求。在以谢海洲为代表的一批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呼吁下，中青年临床及科研工作者投身到鲜药事业中，开展了一系列与鲜药基础（鲜干对比）、保鲜及种植技术、临床应用等相关研究，取得了相应的科研成果。而随着时下人们对鲜药的重新认识和重视，希望在医院和药店重见鲜药的呼声越来越高。

  当前，现代鲜药及鲜药制剂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与成绩，使鲜药的应用前景变得更广阔。有别于传统鲜药的现采鲜用，采用专利技术，规范化、标准化工业生产的现代胶囊剂型鲜药，被称为现代鲜药。

  鲜药制剂是指以新鲜的动植物为原料，利用现代高新科技技术进行提取加工，并以现代制剂的形式提供给患者服用的现在新剂型。其最大的特点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新鲜动植物在鲜活状态下所含的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又能在常温保存，所以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在鲜药的保鲜技术探讨研究过程中，单纯追求物理性状的保鲜，只是一种传统的观念，也只是一种低层次的保鲜，使用的过程中会受到诸多致热因素的影响，从而使鲜药的原有药效受损。同时，随着现代生活的节奏变快和生活小习惯的改变，若无法将鲜药的使用从草药的水平上升到制剂水平，使其使用上更方便，即使恢复了的鲜药供应，也不能维持长久。要完全解决中医临床鲜药的来源问题，必须加强鲜药制剂的研究与开发。

  如果能够研制出高水平的鲜药制剂，市场将非常广阔，同时也才能真正算得上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医药学中这一宝贵的遗产。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北京鲜药研制中心在此方面获得两个国家新药批准，同时在鲜动物药制剂及提取以及抗癌机理方面取得了一批可喜的研究进展。

  今天，我们要进行鲜药及制品的开发，仍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体系为依托，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恢复对鲜药的使用上。鲜药的药效优于或有别于干品，必然有其物质基础。而长期以来，国内对中药材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大多是用干药材进行的，这样得出的结果是否适用于鲜药是值得商讨的。一些药材在干制过程中，化学成分的含量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有时其主成分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对干、鲜品在疗效上确有差异的药材，只有从成分化学和药理学上对鲜药进行研究，找出鲜药具有独特疗效的活性成分和使之保持稳定的方法，才能科学地使用鲜药，保证其确有可靠的疗效。

  当然，这种研究有很大难度，尤其是在活性成分不能肯定的情况下进行活植物的加工，很难确定细胞中的各种酶将会对活性成分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影响到鲜药的疗效。芳香植物在工艺流程中挥发油也极易损失，因此用粗加工的方法生产鲜药制剂是不可取的，不能确保用药质量。国内外的一些现代工艺技术及高新生物学技术可供借鉴，很常用的一种是在短时高温的条件下使细胞中各种酶类失活，接着进行有效成分的提取，除此以外还有超低温提取及超临界提取技术等。如法国的SIPF制剂，是利用低温抑制酶的活性，同时将鲜药精磨成微粒，再加入酶抑制剂使制剂恢复到室温时也不会产生酶反应，来保证制剂具有鲜药中所具有的全部成分，这种方法最适用于活性成分不清的鲜药的制剂生产。

  随着国家逐渐重视中医药，有着千年传统的中药鲜药，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中药鲜药制剂的出现以及走上产业化、规模化、国际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靠保障。中药鲜药制剂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和开发过程中可以不受传统中成药剂型与工艺的限制，从一开始就可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生产的基本工艺和检验测试手段，即站在较高的起点，目标瞄准国际市场。一旦走入市场，中药鲜药制剂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总之，中药鲜药及其制剂是把中医药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现代中药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药鲜药及其制剂的发展过程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创新，我们也将会研制出更好的鲜药产品，为广大疑难病症患者解除病痛而服务。

  作者：郝近大，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药学专家学术继承人。从事中药鲜药研究40余年，整理总结了我国上千年中医临床实践中鲜药的应用经验和方法，形成《中医临床鲜药应用源流初探》《常用鲜药及其功效》《鲜药在中医临床上适用病症》《鲜药的临床应用方法》《鲜药的常用贮藏方法》及《发挥鲜品优势，改变以干代鲜论》等学术论文，并发表《鲜药研究与应用》《中国中药材原植物彩色图谱》等专著30余部。